第一百二十六章 超级加倍,武装征税 (第1/2页)
万士和把殷正茂攻克吕宋,描述为了一种误会,这是一种极其不要脸的做法,但是稍微曲笔一下,就格外合理了。
到底是结果重要,还是过程重要?其实是结果之后的影响和反馈,最为重要。
“汪道昆等人上谏,松江造船厂之争。”张居正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,这次的廷议主要内容就集中在了开海事上,想要开海,必然有船。
大明造船的事儿,出现了一些波澜。
主要是三种思路,第一个是遵循祖宗之法,全面仿造大明永乐年间的船舶;第二个是全面仿造洋船;第三个则是中西结合,造出属于有着大明特设的船只来。
第一种思路很难实现,当初造船用的木头,那都是集天下之力营建,短时间内想要恢复祖宗荣光,实在是有些困难,而且一百六十年前的造船经验和思路,放到眼下,的确是有些落后。大明在造船上失去了商品优势。
而第二种思路就是眼下松江府在做的事儿,这也是红毛番为何要在吕宋设置船厂的原因,如此适合造船的木头,在红毛番控制的地方,根本没有。
只分布在麓川的缅甸、暹罗、安南等地,就近取材营造也很方便,万里海塘有柚木,这种硬木造船最为合适,而且麓川的柚木产业链极为稳定,供货量足够大,能够立刻造船。
所以才有了三桅商船的仿造,动作极快,就已经有了船只下水,这是一种组装,同样也是对大明造船能力的恢复,大明东南造船业不是没有,而是受限于长期海禁,规模有限,朝廷办事,那自然是攥紧了拳头办大事。
而第三种则是海事堂的意见,改良,也是大明朝一贯的做法。
在泰西船只上,大明水师也发现了一些缺点,并且已经进行了改良,比如大明使用的硬帆,就远比软帆要实用,而且能兜八面风,航速更快,比如泰西船只并没有水密舱的设计。
永乐年间的水密舱设计,仍然领先于泰西,而且结构简单,易于改良。
“原来如此,福船之所以叫福船,原来是有福之船。”朱翊钧看完了汪道昆的奏疏才知道,福船二字的来历,因为有水密舱的缘故,导致船只在航行中,因为透水事故沉船的概率从九成降低到了两成,有福之船。
在水密舱内,有一个,水眼孔位于隔舱板的底部,当隔舱板进水时,它会在水的压力下,迅速地将水眼孔堵住,防止继续透水沉船。
泰西船只一旦透水,几乎是必然沉船,而大明的水密舱思路,则是将船只分成一个个的密闭的房间,一旦有渗水,封闭一仓,防止船只沉没,所以才叫福船。
这些古今合力,中西并用的思路,立刻就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声音,连朝堂都听到了他们的奔走呼号。
张居正沉思了片刻说道: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,取长补短去芜存菁。”
大明失去了船只上的商品优势,是大明失去了一百四十年,失去了船只的供应链,包括了木、竹、铁、油、麻、藤等供应,光是料就有四十多种,朝廷要造海船,这些自然要通通打通。
商品优势的丧失,并不代表着大明设计思路已经完全落后。
造一艘船绝不是那么轻松简单,比如光是这个铁就有切铁、钢铁、建铁、新钉、黄钉、钉坯、铁线、铁砧、铁条、篙错、秤铊等等数种,这些都需要工办。
松江府造船厂,从清江府、苏州府、淮安府、扬州府等地一共招募了三千二百六十名船匠,六千多名力役,还有用工办料南兵三百一十七名,专门负责守备、法例等事儿的稽查。
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,想要实现它,必然需要一个高效的朝堂去调度,显然考成法之下的大明,可以做到。
松江造船厂从设立之初,也曾陷入了短暂的迷茫之中,钱花了、人到了、料到了,到底造些什么船比较合适?殷正茂打下来吕宋,把马尼拉造船厂里的资料,一股脑送到的松江府,既然红毛番用这种船只远渡重洋而来,那就造这种船先凑合着用,先解决有没有,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。
显然松江造船厂和海事学堂都对解决好不好非常关切,古今合力,中西并用就成为了一种主流。
这种古今合力,中西并用也不只是小皇帝第一个提出来的,大明改良鸟铳、佛朗机炮,都是基于这种思路,这种改良的思想,历史悠久。
这件事还真得朝廷来做个决断,而且需要决断力,否则吵起来没完没了,也没有人能担这个违背祖宗家法,祖宗的东西不好,洋船好的风力舆论一起,船厂还要不要干了?松江造船厂当然知道怎么做才好,但是如此的政治压力,不是一个造船厂能够决定的。
这就是大明政治僵化的具体体现,当一个新兴事物出现的时候,首要考量的是政治影响。
这句话本身就是朱翊钧对外交流的批示,也没什么好反驳的,要骂也是骂嘉靖老道士,他最先开始改良火绳枪,改良佛朗机炮,这是祖宗成法,敬天法祖那可是乾清宫的四个大字。
廷议仍在继续,吵闹的事儿还是收正赋的问题,国不富、民也穷,而且还田的问题也是个摆在案桌之上一个极大的问题。
“还田之后如何收正赋呢?过去的粮长因为长期的兼并已经革除,眼下大明的正赋,根本就是抢,权豪大户收不到,只能从小民身上搜刮,小民又没有,每年夏秋两税,都要打起来,着实是难办。”万士和谈到了大明的普遍现象。
海瑞也是有些感慨的说道:“确实普遍如此,我在应天府的时候,也发现了这种恶性的周而复始。”
“所以殷部堂在极南,又是拆门又是搬床,朝中知其鱼肉缙绅权豪,可是能如何?这匪剿不剿?这倭寇平不平?只能任由殷部堂为非作歹了。”葛守礼也满是感慨的说道。
海瑞鱼肉缙绅被弹劾回家闲住不得签书公事了,而殷正茂已经登门踏户了,朝中不闻不问。
大明朝堂的明公们,是陛下鉴定过可以带到太庙给祖宗们看看的臣子,不是臭鱼烂虾,也不是酒囊饭袋。
其实他们讨论的,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遍布大明内外的普遍现象,也是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,小民武装抗税,或者说民乱。
权豪们是极其擅长一个王道法门,制造民乱。
那就是将朝廷收税的压力向下转移,逼迫朝廷不能增税,甚至不能收税。
这也是当年倭患的主要矛盾,朝廷要收税,要设立月港都饷馆这样的钞关抽分,权豪们,就立刻向下朘剥,酿起民乱。
这就是顾绍芳那个秀才面对朝堂还田命令时候,出的绝户计,权豪们也早就形成了路径依赖,把百姓逼到没有活路,落草为匪,入海为寇,逼的朝廷不能收税。
悲观的王之诰略微无奈的说道:“姑息贿政大弊已成,积重难返。”
“难难难,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!”掌翰林院事王锡爵也是感慨万千。
一个死结。
地方官员,想要完成朝廷派发的赋税,就要姑息地方大户,否则大户不纳,就得下乡搜刮,下乡搜刮,百姓就用自己能用的一切来反抗征税,也不是小民们对朝廷不尊重,因为实在是太多了,地方大户侵占了多数的生产资料,却不肯纳,小民们就要承担这些税赋。
朝廷的鱼鳞册就在那里放着,一个县多少地,该有多少正赋就在那摆着。
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在税赋上的具体表现为:地方官要想收税,就必须要姑息占据了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权豪,越是姑息,生产资料越会集中权豪手中,甚至包括了百姓本身,利用土地进行强人身依附,不是什么稀奇事。
权豪挟地自重、挟民自重,就愈发张狂,不把朝廷放在眼里,而地方官,就越要纵容权豪。
朝廷一旦强令权豪还田,之前跟着朝廷一起朘剥百姓的权豪,就会利用手中人身依附的百姓,进行反抗,武装抗税,一地鸡毛。
仅仅是税赋吗?徭役、剿匪、修桥补路、学舍等等,地方所有一切活动,朝廷的一切政令,都陷于这种困境之中,却毫无办法。
这就是张居正反复提到的新政、权力都是自上而下,同样也是自下而上的。
“继续廷议吧。”张居正也没给出具体的办法。
廷议之后,张居正仍然是满面的愁容,他想到了一个办法,而且这法子,是有效的。
就是不知道皇帝陛下肯不肯了,这个事儿一旦干出来,那挨骂的不仅仅是张居正了,还有小皇帝也会跟着一起挨骂。
“先生有话直说。”朱翊钧看着张居正一脸便秘的模样,甚至考虑让陈实功带着三品一条枪过来给张菊正开个大眼,有话就说,吞吞吐吐。
张居正摸出了一本奏疏,递给了张宏,俯首说道:“陛下,臣有本启奏。”
“先生似乎违规了。”朱翊钧拿着奏疏,没打开看,张居正绕开了内阁,绕开了司礼监,把奏疏直接呈送到了小皇帝面前,说明这件事兹事体大。
张居正俯首说道:“非常功非常事。”
朱翊钧平静的看完了张居正的奏疏,极为平和的合上奏疏,将奏本递了回去说道:“先生,这个骂名先生担不起,还是朕来担吧。朕年纪还小,下手没有轻重,到时候闹得凶了,闹得厉害了,朕就低个头,认个错,写本罪己札记,去太庙前一读,大家都当无事发生好了。”
“陛下,怎能有错。”张居正握着奏疏说道:“臣子让君上陷于恶名之中,就是最大的不恭顺。”
朱翊钧则摇头说道:“先生,为何不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事,去换大明再起呢?罪己诏不就是用在这些地方,用在哪些地方?再说了,万方罪朕,还是朕罪万方还不一定,朕这本罪己札记,念不念还是另外一回事儿。”
张居正一脸为难的说道:“陛下。”
“先生。”朱翊钧则满是温和的说道。
朱翊钧继续说道:“这道奏疏你不能上,你上了就坐实傅应祯的指控,就坐实了僭越的罪名,葛树礼、张四维、万士和、傅应祯都在等着这一天,等着先生坐实僭越皇权的这一天,追随先生的那些门生,也会离先生而去,然后借着朕这杆大旗,将先生打翻在地,踩在泥土里,狠狠的践踏。”
“先生提拔的门生、先生所行的新政,都会随着先生的离去,烟消云散,人亡政息。”
“忍将夙愿,付与东流?”
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